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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泰斗饒宗頤,學術成就非凡,方志學是他涉足最早、着意時間最長的一個學術門類,其編纂的《潮州志》更被學術界譽為「地方志的典範」、「方志史的里程碑」。追溯他的修志歷程,無論是承父遺志補修的《潮州藝文志》,還是受聘於廣東通志館,乃至後來獨力承擔《潮州志》的組織領導和總纂工作,饒宗頤一直貫徹求真、求是、求正的原則,將學術研究融入修志工作,並對修志方法多有創新,既豐富了方志學理論,又為現代編修地方志導夫先路。


承父遺志補修《潮州藝文志》

饒宗頤生於廣東潮安,其家族不僅富甲一方,更是文化世家,自幼飽讀詩書,浸淫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中。

饒宗頤的父親饒鍔是著名學者,對地方志有相當研究,他在原有方志材料的基礎上編輯整理《潮州藝文志》,網羅潮州歷代文人學者的詩文學術著作及地方歷史文獻,以考究一方學術潮流,表彰鄉賢事蹟著述。然而志書未成,饒鍔便遺憾離世。

饒宗頤承父遺志,着手補修《潮州藝文志》。65萬字的《潮州藝文志》於1935年編訂完成,是潮州有史以來在藝文方面最為系統的志書,記述上至唐代趙德編的《昌黎文錄》,下至1940年代中期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收集書目達1,000餘種。
 

65萬字的《潮州藝文志》於1935年編訂完成,是潮州有史以來在藝文方面最為系統的志書。
65萬字的《潮州藝文志》於1935年編訂完成,是潮州有史以來在藝文方面最為系統的志書。


從《廣東通志》到《潮州志》

《潮州藝文志》成為研究潮州學術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在學界影響極大,奠定饒宗頤早期的學術名聲。1935年,饒宗頤獲廣州中山大學邀請擔任廣東通志館藝文纂修一職,編修《廣東通志》。

當時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饒宗頤飽覽館中收藏的地方志,不但為他後來百科全書式的學問體系構建打下基礎,更讓他深感:「方志體例,宜多所更張,與現代科學結合,不必因循實齋偏重文史之舊貫」。這也使得他在受邀擔任《潮州志》總纂期間對方志體例、修志方法多有創新,特別是對史料的撷采取捨,各專志的編排次序,註釋、圖表的使用,均極獨具匠心:「若大事志,則采提綱旁注之法。戶口、交通志,均侈列圖表,頗異前規」。

《潮州藝文志》成為研究潮州學術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在學界影響極大,奠定饒宗頤早期的學術名聲。1935年,饒宗頤獲廣州中山大學邀請擔任廣東通志館藝文纂修一職,編修《廣東通志》。

當時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饒宗頤飽覽館中收藏的地方志,不但為他後來百科全書式的學問體系構建打下基礎,更讓他深感:「方志體例,宜多所更張,與現代科學結合,不必因循實齋偏重文史之舊貫」。這也使得他在受邀擔任《潮州志》總纂期間對方志體例、修志方法多有創新,特別是對史料的撷采取捨,各專志的編排次序,註釋、圖表的使用,均極獨具匠心:「若大事志,則采提綱旁注之法。戶口、交通志,均侈列圖表,頗異前規」。

抗日戰爭爆發後,饒宗頤經歷了顛沛流離的日子,直至抗戰勝利,才回到家鄉潮州。 1946年他受聘為潮州修志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潮州志》總纂。饒宗頤廣延學術團體及行家參與編纂,形成專家修志格局,並尤重於調查考證,提升志書的學術性,而《潮州藝文志》,也成為《潮州志》的一個重要卷目。

值得一提的是,饒宗頤編潮州志,不單提到潮州本地的事,也提到潮州人在香港,在東南亞甚至海外的發展,因為潮州地理位置近海,潮人又多經商,足跡遍佈海外,潮州人移民、遷界的歷程正是潮州文化的一部分。1949年移居香港前,饒宗頤先後出版了《潮州藝文志》、《潮州叢著初編》、《楚辭地理考》和《潮州志》等著作,在上古史地、楚辭學、潮學和考古學等方面均卓有成績。


樹立「三求」原則及多重證據法

《潮州志》被學術界譽為「地方志的典範」、「方志史的里程碑」,與饒宗頤一生所奉行的「三求」原則——求真、求是、求正有密切關係。「求真」,「真」是真實,追求真相;「求是」就是分別是與非,是其是,非其非。不真實的、不正確的事情,就要糾正;「求正」是要正確,反映出饒宗頤追求真理孜孜不倦的態度。

饒宗頤將「多重證據法」運用於修志中,並與學術研究相結合,完善修志工作。所謂「多重證據法」,就是將考古發現與古文獻記載相印證,再加上物質文化證據,以及民族學資料和異邦古史資料等「間接史料」,從多重角度確保資料來源準確、全面、客觀、詳實。
饒宗頤一邊研究,一邊整理及完善史料,其間取得許多原創性的研究成果,並發表多篇學術論文,最後集結成書。其中就包括1950年發表的《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這是潮州考古的第一部專著。

饒宗頤又深入鄉村研究少數民族的文化歷史,發表《潮州畲民之歷史及其傳說》《畲瑤關係新證》等論文(畲族是中國東南的一個少數民族)。這些連同《潮州藝文志》《潮州志》《潮州叢著初編》《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潮州志彙編》等,又使饒宗頤成為「潮州學」的先驅。這些論文和書籍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原創價值,與其修志工作相輔相承。因為饒宗頤將編志工作與深入的學術研究相結合,將地方志的編纂水平提升至學術水平,所以也被稱作是「編志第一人」。

(本文根據2021年3月3日中心對李焯芬教授的訪談整理成文。李焯芬教授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珠海學院校長、香港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

 

 


上載日期:2021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