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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泰斗饒宗頤先生曾在1940年代主持編修《潮州志》,對潮州歷史文化的記載,以及地方志的發展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對修志方法多有創新,並將學術研究與編志工作相結合,令志書充分發揮存史、資政的功能,對後世修志多有啟發。
 

學者編纂 內外合一  

以《潮州志》的編修模式為例。1940年代,饒宗頤受邀擔任《潮州志》總纂,當時《潮州志》的組織機構,一個是由地方官紳和文化名宿組成的修志委員會,負責領導決策;另一個是編纂委員會,由專家學者組成,負責執行編撰。

編纂委員會的每位委員負責撰寫一個或以上的志目;部分專業性強的志目,如地質、氣候、地理、水文等,則延聘外地或本地的專家撰稿。內外專家相結合的編纂方式,確保了志書的嚴謹、規範和權威性。
 

多重審閱 力臻至善

《香港志》同樣採取內外合一的編修模式。香港地方志中心的編輯團隊、編審委員會與來自各界別的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在不同層面緊密配合,群策群力。中心編輯部自行撰寫及統稿部分篇目,經過資料匯總、擬定篇目大綱、主編及專家審核、廣泛諮詢等一系列嚴謹的程序後,方才落筆。而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專題,則會成立遴選小組,經過編輯部初步調研、擬定大綱、專家回饋、招標、修訂等嚴格的流程,確定合適的專家進行編纂,再經過嚴格的編審流程,確保其水平達到要求。

為保證質量與文責,中心設立規劃、資料蒐集、編修、評審、出版審核等五個重要階段的質量保證程序。中心亦特設評審專員制度,由對相關領域内容有深入認識的專家學者審閱,以確保志稿的準確性及專業水平。中心亦廣泛徵詢社會各權威機構和各領域專家的意見,以強化志稿的認受性。

因應各方反饋的意見,中心會舉行特別會議,邀請編審委員會召集人、各卷主編、理事會成員等參與,就意見進行討論,不會因個別單一的機構或人士意見作修改,確保客觀真實、編輯自主。
 

首創民間修志 匯集社會資源

饒宗頤編纂《潮州志》時首創民間修志的模式,與2000多年來流傳的官方主導修志的傳統模式不盡相同,這給編修《香港志》以深遠的啟發。

《潮州志》最早由官方發起並主導編修。1946年,廣東省第五區行政會議決定編纂潮州新志,並成立潮州修志委員會及潮州修志館,聘請饒宗頤為副主任委員兼總纂。饒宗頤隨即着手做了大量的史料徵集、考證和編纂工作。然而時局變遷,經濟凋敝,1947年7月,政府中止撥付經費,修志工作陷入窘境。

饒宗頤一方面不間斷地進行學術研究,一方面四處籌措資金。幸得地方熱心人士襄助,修志工作方得以繼續,由此《潮州志》變官修為民修。在香港的方繼仁、廖寶珊以及泰國的余子亮等海外潮商和社會賢達大力襄助下,《潮州志》的纂修任務得以基本完成。

香港同屬於民間修志,資金更是全部倚賴社會的捐贈支持。中心有幸獲得特區政府積極協助爭取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撥款; 50間本港企業及慈善基金、外資企業及中資機構的支持,亦為《香港志》的編修工作注入強心針。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撥款、 50間本港企業及慈善基金、外資企業及中資機構的支持,亦為《香港志》的編修工作注入強心針。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撥款、 50間本港企業及慈善基金、外資企業及中資機構的支持,亦為《香港志》的編修工作注入強心針。


在當年混亂的時局下,編修《潮州志》不僅缺乏資源及人手,還經歷了由官修到民修的歷程,修志條件艱苦。然而,饒宗頤克服重重困難,堅守對質量的追求,其對志書體例的創新以及嚴謹專業的治學精神,更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香港地方志中心同樣採取學者編撰、民間修志的模式,匯聚集體智慧和社會資源,群策群力,眾手成書。不同的是,如今編修《香港志》,物質條件已經遠比當時優越很多。《香港志》必當以饒宗頤修志的學術水平為榜樣,不辱使命,為後人留下寶貴的文化資產。

(本文根據2021年3月3日中心對李焯芬教授的訪談整理成文。李焯芬教授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珠海學院校長、香港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首席召集人。)

 

 

 

上載日期:2021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