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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我是寶安人」，別人必會問「你是否客家人？」父親從小便提醒筆者，身分認同是很重要的。中華民族宗親觀念深植，不少華人旅居外地謀生，同鄉往往成為遊子的精神慰藉。早前我向香港地方志中心同仁主講題為「心繫故鄉：香港作為海外華人與故鄉聯繫的樞紐」的講座，分享同鄉組織在華人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在香港不同時期擔任的角色。
鄉籍是在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觀念，當離鄉別井時，容易有恐懼及失落感，往往會思念自己在故鄉的一切。為了解決生活及文化上的問題，一定要找來「同聲同氣」的人互相照應，而社會上一些較富有及能幹的人士，會建立同鄉組織，在早期稱為「會館」，讓同鄉在外地有落腳點。已故歷史學者何炳棣教授研究指，早在南宋時期已有「會館」的出現。
同鄉組織名稱甚多，除了會館，也有公所、同鄉會等，協助在外同鄉排難解紛、聯絡鄉誼、遣送邑僑及殮運先友等；同鄉病了，會館會贈醫施藥；同鄉失業，會館會幫忙找工作。同鄉組織在文化及飲食上照顧遊子所需，廣東人可以聽到粵曲、福建人可以聽南音或歌仔戲；客家人能吃到梅菜扣肉、四川人可吃到辣子雞等，一班人可「同聲同氣」地進行這些活動。早年廣東人在上海勢力很大，很多紳商名流希望在當地觀賞粵劇，粵劇大老倌如薛覺先、陳非儂（陳寶珠父親）及羅家權（羅家英父親）均在上海組織劇團演出，並與當地的京劇作文化交流。天津廣東會館內建有舞台，同樣是因為廣東人喜歡看大戲，希望同鄉能在會館享受聲色之樂。
一紙家書抵萬金，同鄉會不時會收到來自家鄉的信，提及誰人去世、誰人結婚、哪裏建了祠堂等消息，用來連結遊子和家鄉。加上家鄉的區域界線經常有變動，舉例說，你離開家鄉時是寶安人，回鄉時卻變了深圳人，由於會影響自己的身分及常產，遊子定必想第一時間知道。近年我在加拿大的中菜館飲茶時，發現不少華人仍是閱讀香港的報刊及收看香港的電視台，很多離開自己家鄉的人，心裏仍是惦記家鄉的事。
十八、十九世紀，出洋謀生的人數大增，不少中國人為養家糊口遠涉重洋到南洋（即東南亞國家）、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包括加勒比海島嶼），以至澳洲、新西蘭及日本等地，海外同鄉組織便應運而生。在東南亞地區，華人會館地位很高，例如在檳城，寧陽會館、嘉應會館及增龍會館都在同一條街，可見勢力之大。至於香港因地理位置四通八達，貿易繁盛，同鄉會與各地的同鄉組織亦聯繫密切，守望相助。
此外，中國人有回籍安葬的概念，代表「落葉歸根」，故同鄉會亦肩負起殮運先友的重任。若有同鄉客死異鄉，同鄉組織會盡力協助將遺體運回故鄉，除了幫忙打醮及進行法事，也會提供安放在義莊、義塚及義山等服務。早期的同鄉組織多以處理喪葬事務為主，現時在香港也可見到他們協助打理身後事的遺跡，例如摩星嶺道仍可找到順德義塚及三水義塚、士美菲道也有個香邑三山義塚；南海先友之墓安放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三藩市昌後堂及香港繼善堂的合作是同鄉組織處理喪葬事務的好例子。昌後堂與繼善堂屬於番禺人的同鄉組織，過往有不少番禺人遠赴三藩市工作養家，直至客死異鄉，雙方便發揮互助功能。根據《金山昌後堂運柩四唐序》及《香港繼善堂續捐備列》，記載了三次原籍安葬的安排，當中包括在1863年運送了258副靈柩（包括骨箱）及59個招魂箱、1874年運送了858副靈柩及24個招魂箱、以及在1884年至1887年間，運送了626副靈柩及3個招魂箱。
運送靈柩過程複雜，加上很多遊子未必在三藩市去世，而是在荒山野嶺掘金或修建鐵路時死亡，有時會被大風雪覆蓋。若無法尋回屍首，便要找茅山師傅進行招魂法事，把魂魄放入招魂箱再送回家鄉，費用則由繼善堂負責。如遇上無人來接船接骨，他們會把先人安放在義莊，繼善堂甚至有規條，列明同鄉在清明節須前來拜祭。在世界各地均有華人同鄉組織處理回籍安葬事務，在澳洲東岸、加勒比地區、美洲及東南亞等地，都有同鄉組織將骨殖寄往珠江三角洲一帶。
在1950年代，香港的同鄉會與國內同鄉組織關係開始疏離，同鄉會把重心放在本地社區事務上，例如辦學、辦診所等，以及為老弱婦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至1970年代末期，隨着內地改革開放，香港的同鄉會發展突然蓬勃起來，肩負起協助各地同鄉回國投資的重任。事實上，同鄉會有很高的動員能力，在政治及社會事務上的影響力不容忽視，例如能動員在選舉中投票，或者當家鄉發生天災人禍，各地同鄉會亦會協助籌款賑災。
（主圖片來源：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網站）
本文為2023年3月22日香港地方志中心主辦的「心繫故鄉：香港同鄉組織研究」講座內容撮要。
講者：冼玉儀 (香港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召集人、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