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危機為生機 五零至七零年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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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香港社會方方面面的基礎，很大程度上是1950至1970年建設而來的，因而這三十年被認為是香港發展史上的關鍵時代。香港地方志中心編審委員會召集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於2020年5月21日舉辦了題為「化危機為生機 — 五零至七零年代的香港」的講座，詳細介紹了香港社會從戰後初年社會百廢待興之時，經過一系列的房屋、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改革，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邁向繁榮輝煌的歷程。以下是講座內容撮要。

1950年代 —「危」與「機」並存，百廢待興的社會步上正軌

二戰結束之初，香港人口大增，但生活條件及居住環境惡劣。由於許多家庭貧困，年幼子女需要工作幫補家計而不能接受教育，政府實施「七年小學教育發展計劃」，大量小學應運而生，文盲率有所下降。

1953年12月25日，香港九龙石硖尾发生特大火灾，焚毁房屋7000多间，受灾人口达6万多人 — 1953年12月25日，石硤尾發生特大火災，焚毀房屋7000多間，受災人口達6萬多人。

當時許多居民居住在簡陋且易起火的木屋、寮屋等，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石硤尾1953年一場大火，致使6萬人無家可歸。政府遂決定興建公屋，並於次年建成石硤尾徙置區，以及後來條件更加完善的其他公屋，令居民居住環境得到改善。

屋村节日，1965年，香港政府建设的九龙黄大仙公屋 — 火災後政府決定興建公屋，令居民居住環境得到改善。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勢力當時在香港仍然並存，兩黨之衝突於1956年釀成「雙十暴動」，導致60人死亡。事件之後，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式微。

這個時期亦催生出機遇。自1949年新中國建國之後，以來自寧波和無錫（廣義「上海」）為主的許多企業家紛紛來到香港發展，包括董建華及唐英年的家庭，以及從南洋回港重建影視帝國的邵逸夫等等。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急速發展的時機成就了他們，這批成功人士亦為香港提供了資本和技術，在後來的幾十年中推動了香港社會的發展。

1960年代 — 人口增長伴隨教育、醫療、工業等迅速發展

中國內地於1960年代初爆發饑荒，大量難民逃來香港。香港本地的出生率亦激增，文盲及童工仍普遍，政府繼續推動小學及中學教育。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香港人均總產值位居發展中國家地區前列。而幾次重大天災亦促使政府落實「東江供水計劃」，並加強鞏固山體等方面的基礎建設。

1963年，香港大坑东的天台学校 — 政府大力推動教育，致力於降低文盲率。圖為1963年大坑東的天台學校。

1963年，香港，小型工厂内景 — 1960年代，工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圖為1963年香港的小型工廠內景。

1961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一方面，在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幾乎與非本地出生的人口數量持平，而人口比例亦從男性佔大多數逐漸接近男女均衡；另一方面，「新九龍」（界限街以北，九龍群山以南的區域）繼港島之後成為新的人口聚居地。這些都催化了香港人本土意識的誕生。

大量醫院在這個時期逐步建成，香港的醫療條件得到顯著提升。例如伊利沙伯醫院於1963年建成啟用，為當時全亞洲設施最先進，也是英聯邦中規模最大的醫院；新廣華醫院亦在1960年代初分期建成。

Queen_Elizabeth_Hospital,_Hong_Kong_1969_0 — 伊利沙伯醫院於1963年建成啟用，為當時全亞洲設施最先進，也是英聯邦中規模最大的醫院。（網上圖片）

然而經濟發展並未給工人階層提供與之匹配的生活水平，工人與資本家的階級對立逐漸累積。以天星小輪加價5仙為導火索，1966年爆發了一場騷亂。僅一年之後又發生「六七暴動」（「反英抗暴」），不僅反映出社會矛盾激化、西人與華人社會地位懸殊，亦是內地文化大革命和澳門「一二・三」事件對香港左派勢力影響下的結果。港英政府一方面推動一系列修例及改革令居民安居樂業，維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透過「香港是我家」的思想宣傳，加強港人對港英政府的認同和歸屬感。然而這次事件令香港的左派及其相關產業受到重創，從此一蹶不振，其影響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1970年代 — 麥理浩上任推動變革，香港人建立身份認同

麥理浩港督於1971年上任，推出一系列基建措施，例如興建隧道、公路，開通火車、地鐵等，令城市脫胎換骨。政府亦制定新政策帶動社會變革，例如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極大改善了貪污腐敗的風氣，令社會更加公平。這個時期社會經濟長足發展，許多產業都領先於世界。因此1970至1980年代被認為是香港發展的關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