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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7日，饒宗頤（前排右一）、利榮森在大灣遺址現場考察。（圖片由作者提供）
饒宗頤先生（1917–2018）字選堂，號固庵，學界尊稱為饒公。饒公是近代中國著名學者，集學藝於一身的國學泰斗，譽滿天下。2023年2月為饒公逝世的五周歲，由中華書局（香港）出版《一純萬歲寄遙思—饒宗頤紀念文集》（2023年1月），書中彙集國內外二十多位曾受教於饒公的學人，一同撰寫緬懷的文章，銘記先生培育之恩，情真意切。本論集由故宮博物院王素先生命名，取意饒公自謂「夙慕莊生參萬歲而一成純」，以「並日夜而遙思」，追懷饒公。
我在本書拙文《春風拂璋——追懷饒師宗頤》，原意是寫饒公對香港考古學的貢獻。然而，意外發現饒公由於香港及越南考古的新發現直接的刺激，竟相繼發表涉及早年他曾負責編撰《古史辨》第八冊後被擱置的真相。事實上，《古史辨》論集創始人顧頡剛先生，被譽為我國近代史學界的「無冕之王」。《古史辨》皇皇巨著，自出版以來幾為學者所必讀，影響迄今不息。另方面《古史辨》第七冊後來停刊，其中關鍵編撰人物就是饒公。長期以來，饒公對《古史辨》第八冊擱置一事，沒有過更多的解釋。學術界均以《古史辨》的出版戞然而止為憾！1991年顧頡剛先生弟子劉起釪，在北京曾發表過文章觸及顧、饒間《古史辨》第八冊在香港編印計劃的傳說，由於戰亂中全稿毀失。劉文雖因未得知真相有所失實，但也算是上世紀90年代重提《古史辨》停刊的發端。
這次《一純萬歲寄遙思》書中，湊巧北京大學榮新江及唐曉峰兩教授和我三人，不約而同都談及饒公與《古史辨》第八冊後來的消失。據榮新江教授謂，約在1995年前後，「饒公在和我們聊天過程中，經常說到顧頡剛先生請他編《古史辨》第八冊，因為停刊而未出版一事。」這說明在90年代中期，饒公改弦易轍，很著意回顧與顧頡剛先生關係及《古史辨》停刊的問題。另外，唐曉峰教授在上世紀之交訪問中文大學期間，特意請饒公重提自己與《古史辨》第八冊去向的舊事。在唐教授協調下，饒公1999年於北京《九州》第二輯發表了《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問題》，對以上問題作了正面的回應。上世紀之交90年代初，究竟出現了什麼的契機，突然讓饒公願意重提《古史辨》在自已手中棄編的原委？這方面似乎迄今學術界並沒有直接的觸及。現在看來其中原因，既有顧、饒間學術上私誼感情糾結，也受到了來自意想不到考古新發現的刺激。而近代中國史學上意義重大《古史辨》之所以停刊一樁懸案，最後還是得以水落石出。
此事情細節仍是先從顧、饒關係講起，其次再聯繫到考古學術新發現方面的解釋。饒公是1917年出生。在1930年代中葉，當年胡適的學生顧頡剛先生，已成為中國近代歷史學的泰斗。1935年饒公僅為18歲青年，已在《禹貢》第二卷發表學術文章，並很早就成為禹貢學會會員。1937年顧的學生童書業為《禹貢》主編古代地理專號，其中饒公有兩篇史地文章得到童的好評，並為顧特別賞識，獲選刊登。顧先生對年輕饒公的青睞，使初出茅蘆的青年饒公，視顧為自己「最早的知己—-顧頡剛先生」、「我是他第一個提拔的人」。顧對其時仍十分年輕但學問又十分老到的饒公，非常欣賞，寄望饒公繼承發揚他所推動古史辨運動工作。
顧曾指導饒公從古史地名形成過程入手，發掘古地名由層累造成的歷史。最遲在1940年代初，顧已委付饒公《古史辨》第八冊編輯的重任。從1926年開始《古史辨》論文集已出版共七冊，取得國際上很高的聲譽，部分內容被翻譯為英語、日語。饒公獲託付《古史辨》第八冊主編，在開始數年間也曾配合盡力工作。然而，意料之外是《古史辨》第八冊卻一直沒有面世。近代中國史學最有影響力《古史辨》歷史論集系列出版，在饒公手中竟戛然而止。
我們知道，1930年代日本侵華，接著二戰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等。這一連串社會動盪因素，可能嚴重影響饒公的生活和研究。1941年7月6日，饒公從香港去信國內顧頡剛先生，談及《古史辨》第八冊的編寫，表示當時仍在努力，只是「仍未完稿」、「歉疚奚似」。然而戰後，自1952年饒公在香港大學任教起數十年間，就一直沒有再提及《古史辨》第八冊的舊事。今年饒公逝世五周年紀念文集《一純萬歲寄遙思》，學者們對饒公與《古史辨》第八冊消失的問題，尤特感興趣。唐曉峰的《饒公與「古地辨」》（原書173-182頁）文章，是目前所見對此問題最深入分析的研究。而饒公重提《古史辨》第八冊舊事，已經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半階段，其中一個重要誘發的因素，竟是與近年香港、越南田野考古發掘有關。而本人正是該兩地的考古發現擔當者之一。為講清楚其中來龍去脈，就要回到1990年香港中文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在南丫島大灣遺址的發掘工作說起。
1）1990年12月5日，從南丫島大灣發現商時期墓葬群，出土夏商風格大量的玉器，其中最重要是玉牙璋和玉戈（軟玉）等文物。同月7日，饒公與北山堂主人利榮森先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王人聰先生、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先生，親臨大灣考古現場，考察玉器出土狀況。
2）1992年11月，饒公和我被邀前往越南河內，參與法國遠東學院與越南社科院考古學院合辦古越文化會議，瞭解戰後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馮原文化中，出土商代風格玉器如牙璋等新的考古重大發現。1996年及2002年，我與越南社會科學院合作發掘海防省長睛遺址及富壽省XomRen遺址，又發掘出馮原文化中包含大量商代風格的玉器，其中也有精美的玉璋。
3）1994年饒公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舉辦的國際牙璋會議。饒公開會主題演講《牙璋與古史地域擴張》，以牙璋在中國及越南廣泛分佈及傳播背景，首次對顧頡剛先生古史方法論提出商榷。
4）1999年應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邀稿，饒公在國內《九州》第二輯發表《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問題》，講述「我的古史觀有重大改變」、「我決定放棄第八冊的重編工作原因即在此……」。
5）2003年在台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共二十冊出版，第一卷首篇《論古史重建》，第三度重提詳談自己與《古史辨》及顧頡剛先生的關係。
在1990年前饒公對《古史辨》第八冊的去向保持緘默，原因正如饒公後來自述，「主要是我的古史觀有重大改變了」。對過去顧先生主張「把古史地域的儘量縮小，同名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的推理方法，為饒公「無法接受，只有失望」，「決定放棄第八冊重編工作」。「遂使古史辨僅留下只有七冊，而沒有第八冊，這是我的罪過」。我估計上述饒公的想法，是早在1940年代後期已經下定的決心。1950年代以後，饒公不願意對《古史辨》第八冊的舊事重提，猜想其中重要原因，饒公可能是深為顧先生知遇之恩的情意結左右。饒公自謂：「顧先生把我帶進古史研究的領域，還讓我參加《古史辨》的編輯工作，我結果卻交了白卷」。晚年饒公在顧頡剛百齡又十冥壽之際回憶，寫下「我夙蒙先生埏埴、汲引、感佩之愚誠雲」，正表明顧、饒二人過去唇齒相依的學術關係。這可能是饒公來香港後很長期間，不對《古史辨》方法論上問題表態的原因。
但饒公在香港大學任教後對古史研究，已緊密結合考古與古文獻二者互相提攜，殊途同歸，相得益彰。這在《一純萬歲寄遙思》書中拙文《春風拂璋——追懷饒師宗頤》，對饒公在港考古工作就有簡略分析。當然，古史辨學派的辨偽科學精神，一直都是饒公所服膺和貫徹實踐。饒公自謂：「仍是循著顧先生的途轍，是顧先生繼承者」。
其次，顧頡剛先生是在1982年12月25日在北京離世。正如饒公自謂：「不敢說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正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1990年香港南丫島大灣出土大量商時期玉器，如牙璋、戈、瑗、玦、錛等。商文化波及南中國珠江口尤其香港衝擊性的發現，對饒公古史地域擴張思想影響一定不小。饒公多篇文章一再提及香港出土牙璋的重大學術意義。1992年秋，饒公和我首次在越南北部，又親睹馮原文化中包涵商代風格大量的玉器，更加強饒公認識中原古史擴張力度的強大，決非顧先生從前思路可以理解。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所召開國際牙璋會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編撰《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硏究論集》出版，學術界反映東亞龍山時代以來，夏商之間在東亞牙璋廣域擴散分佈綜合的研究成果，為饒公在會議開幕式主題發言《牙璋與古史地域擴張》，提供了很多佐證科學的根據。
饒公晚年回顧謂：「一個人的學術旅程，往往是很曲折的，亦同樣是『層累造成』的。我和顧老的結緣，將近七十年，追述往事，好像重溫一遍《雲煙過眼錄》。《古史辨》的中斷，我應有責任，至於今仍耿耿於懷。古史重建事業中的史料辨證和整理工作，由於考古學的發展，新材料陸續出現的不斷挑戰，相信大家都會持續下去，再接再勵。」 這其中可品味顧先生「層累造成」說，已成為饒公的人生觀；「考古學的發展，新材料」又成為饒公心儀古史重建，得以進入「新時代預流」學術舞台。
1990年代以後，可以說早年潛伏在饒公內心底對古史重建的抑壓，對顧先生主張「古史地域應儘量縮小」的史學觀，發出強烈的學術挑戰，直接了當地說「顧先生過去的狹隘觀念，應該重新檢討」。此時饒公所高舉「古史地域擴張」的旗幟，提出這才是夏商周三代歷史發展的真相，華夏文明自中原向南方廣域擴張，一瀉千里而下。饒公半世紀前對古史辨研究方法的困惑，也適逢1990年在香港南丫島考古新材料的發現，得到直接的啟示。《古史辨》第八冊饒公棄編沒有完成的人事與學術背景，終於真相大白於天下。
（2023年2月20日定稿香江烏溪沙）
本文在北京《文博中國》及《中國文物報》2023年3月2日刊登。
作者：鄧聰教授（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特聘教授、《香港志．考古與文物卷》主編）